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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法严苛,秦法是否也有讲情面的时候?

字号+ 作者:风水奇闻吧 来源:http://www.fs14.cn 2020-03-06 00:40 我要评论( )

春秋战国,纷争不断。 华夏大地上诸侯并起,经过大国兼并小国,强国吞并弱国,最终形成了战国七雄相互争霸的竞争局面。 究竟谁能最终完成一统,在当时并无定论,似乎除了燕国和韩国,其余的楚、齐、赵、魏、秦五国都曾强极一时。 不过,我们现在已经知晓这

  春秋战国,纷争不断。

  华夏大地上诸侯并起,经过大国兼并小国,强国吞并弱国,最终形成了战国七雄相互争霸的竞争局面。

  究竟谁能最终完成一统,在当时并无定论,似乎除了燕国和韩国,其余的楚、齐、赵、魏、秦五国都曾强极一时。

  不过,我们现在已经知晓这个问题的答案,秦国是最后的赢家。

  秦国的强大离不开商鞅,正如东汉思想家王充所说:商鞅相孝公,为秦开帝业,也就是说秦国的崛起,商鞅变法是基础,我们皆知商鞅是法家思想的杰出代表人物,经过商鞅变法后的秦国,彻底成为了一个“法制”的国家。

  正是因为秦国尝到了法制带来的甜头,所以历代秦君皆崇法尚法,直到秦始皇嬴政建立了秦朝,这种思想都未曾改变,而秦朝颁行的通行全国的《秦律》也是以严苛著称。

  甚至不少人认为秦朝短命的根源也就在此,正如陆贾在《新语·无为》中评论秦朝灭亡所说:秦非不欲治也,然失之者,乃举措太重,刑罚太极故也。

  不过这种论断或许只是一家之词,因为秦代虽崇法尚法,但并非唯法独断,本篇笔者就和您聊聊《秦律》中对人情世故做出的妥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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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记载《秦律》的睡虎地秦简

  秦法中对“德”的重视。

  商君遗礼义,弃仁恩,并心于进取,行之二岁,秦俗日败……功成求得矣,终不知反廉愧之节,仁义之厚。——《汉书·贾谊传》

  商鞅历来就是一个有争议的人,有人认为他“助秦成帝”,也有人认为他导致了“秦俗日败”,而西汉的贾谊无疑是后者中的一位,他认为秦国经过商鞅变法确实强大了起来,不过这种强大是在牺牲“礼义”和“仁恩”的基础之上,虽然最终统一了华夏成就了不世之功,但却不知道已经违背了廉耻羞愧的节操和仁义的厚德。

  当然,这种论断并非贾谊一人的观点,刘向曾在《战国策·序》中也提出了“至秦孝公,圈礼让而贵战争,弃仁义而用诈谲”,好似在这些人眼中,商鞅就是一个“十恶不赦”的坏人,甚至有学者曾指出商鞅变法:没有给道德伦理留下位置,而完全以世俗的功利为标准。

  这样的评价准确吗,其实并不准确,因为这些人是带着有色眼镜来评价的,他们诋毁商鞅或者秦法时,却忽略了“汉承秦制”,如果经过商鞅变法和全国通行的秦律之后并没有进步意义,西汉为何不摒弃秦制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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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秦国士兵

  不过话又说回来,秦灭六国之后,在全国颁行的《秦律》,并不是没有给道德留下位置,如秦简《为吏之道》中写道:为人君则鬼(通“怀”),为人臣则忠,为人父则慈,为人子则孝……君鬼臣忠,父慈子孝,政之本也。

  这句话是不是很熟悉呢,当然,这分明是儒家所倡导的“德”,由此我们可以看出,《秦律》其实是吸收了儒家的道德观,对儒家思想进行了糅合,所以后世有人认为秦始皇“焚书坑儒”是对儒家思想的彻底摒弃,这也是片面的。

  虽然《秦律》中融合儒家思想,但主基调还是法家思想,那么法家思想究竟是不是对“德”完全摒弃呢,其实也不尽然,因为从法家思想的先驱管仲,法家思想的践行者商鞅,再到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,他们无一例外,都意识到了“一断于法”是无法避开人情世故的。

  先说说管仲。

  不为重宝轻号令,不为亲戚后社稷,不为爱民枉法律,不为爵禄分威权。——《管子·法法》

  意思是不可为重宝而看轻政令,不可为至亲而把国家政权放在后面,不能为爱民而歪曲法律,不能为爵禄而分让权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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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齐桓公与管仲

  这就是“法重于民”的思想,但是在《史记·晏婴列传》中管仲也指出了立法的关键是“下令如流水之原,令顺民心”,这是管仲对于提倡的法,对人情做出的妥协。

  再说说商鞅。

  亲亲则别,爱私则险。民众,而以别、险为务,则民乱。——《商君书·开塞》

  意思是爱自己的亲人,就会区别亲疏,喜欢谋求私利,就会心存邪恶,如果大多数人都区别亲疏,心存邪恶只为自己考虑,那么社会就会混乱,认为亲情和法律之间是相互冲突的,为此只能以“法”来治理国家。

  不过在《商君书·壹言》中商鞅又指出:法不察民之情而立之,则不成,意思是法度的确立不考察民情而颁布,那么就不会有所成效,这也进一步道明了立法的关键,要考虑民情,一断于法,却不能超脱“情”而独立实施。

  最后说说韩非子。

  父君之直臣,父之暴子也……父父之孝子,君之背臣也。——《韩非子·五蠹》

  说的是君主眼中的忠臣会成了父亲心中的逆子,而父亲眼中的孝子又恰恰会成为君主眼中的叛臣,这进一步指出了法与情之间是无法调和的,因为韩非是坚决的反对“亲亲相隐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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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《韩非子》

  而韩非又在《韩非子·大体》写道:寄治乱于法术,托是非于赏罚,属轻重于权衡,不逆天理,不伤情性,也就是说,要以法治国,这是国家稳定的基础,但是立法的前提是不违背自然常规,不伤害人的性情。

  由此可见,这三人虽然都认为法家就该“不别亲疏,不殊贵贱,一断于法”,当亲情和法律有所冲突时,也必须要割舍情,但他们又都意识到了法家思想不能超脱人情,这种看似的自我矛盾,其实更是体现了法和情在治理国家中,是可以相互融合的。

  而以法家思想为主基调的《秦律》,也体现了法对于情的妥协,不过也正是这种妥协,让严苛的法律,有了可以全国范围推广实施的可能。

  秦法中对“孝”的顺应。

  子告父母、臣妾告主,非公室告,勿听。——秦简《法律答问》

  自古以来,孝道都是中华民族所倡导的传统美德,这点即使是以严苛著称的《秦律》也不能忽视和改变,既然如此,秦法只能顺应,正如上述引用所说,意思就是子女告父母或者臣妾告主人,只要非公室告,那都是不予以受理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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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儒家的创始人——孔子

  那么什么是“非公室告”呢,其实就是父母或者主人擅自杀死或者严重伤害了子女或者臣妾,也就是说,不涉及人身伤害的,就不能“告”,即使告了也不会受理,那么如果坚持告呢,也简单,就是控告者有罪。

  这样的法律规定,其实就是不鼓励子女或者臣妾状告父母或者主人,因为这种做法是不孝的,当然也是法律所不提倡的,这也进一步以法律的形式强化了国人对于“孝”的重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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